历史长河中的竹山-ag凯发旗舰厅

(一)

　　竹山县位于湖北省西北、十堰市西南，东连房县，西接竹溪，南毗神龙架与四川巫溪，北邻郧县和陕西白河、洵阳，地处秦巴咽喉，位属荆襄屏藩。跨东径109°32′～110°25′，北纬31°30′～32°37′，版图形似“7”字。全县辖10镇15乡，总面积3587．65①平方公里。
　　县域分两大地理单元：北为秦岭地槽东段南缘，南属扬子准地台区，处于中国地势第二级阶梯向第三阶梯的过渡带上。四周峻岭横陈：秦岭、巴山、巫山、武当山四面环抱，葱坪山、南天门雄踞南境，圣母山、沧浪山耸立北疆。中间谷地错落：堵河、县河、霍河、深河、苦桃河、北星河向心流淌，溢水、东川、麻家渡、保丰、擂鼓、红岩6个盆地在中西部鳞次排列。整个地势“南高北次中央低，山岭半环口朝西”。山地面积广大，平地零星分布。高、中、低山地面积470余万亩，丘陵、盆地、河谷平地面积60余万亩，“八山一水一分田”乃地貌特点。
　　竹山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春季增温快冷暖多变，夏季气温高降水集中，秋季降温迅速多有阴雨，冬季降水少时日绵长。年日照时数1200～1700小时，年平均气温l0℃～15℃，无霜期154—250天，年均降水927．1毫米，干燥度1．09～0．72。气候要素特征和地域分布特点为：雨热同季少严寒，旱雹阴雨灾频繁，水热垂直差异大，中暖北次冷湿南。
　　竹山水能资源富甲鄂西北。年均降水32．46亿立方米，平均径流深344．9毫米，径流总量12．37亿立方米。流域面积超过5平方公里的251条大小河流蕴藏水能116．5万千瓦，可供开发96．56万千瓦，其中堵河干流81万千瓦。境内有127处良好坝址适宜筑坝蓄水，尤以堵河4个梯级电站开发价值巨大。
　　竹山地形地貌复杂，气候类型多样，共同奠定了植物王国和动物乐园的天然基础。境内有植物2300余种。用材树种、经济树木各呈价值，天然植被、人工植被相得益彰。银杏、樟树珍贵，珙桐、楠木稀罕，金钗、石斛、七叶一枝花、江边一碗水、文王一支笔、头顶一颗珠属贵重药材；肚倍、生漆、桐油、香菌、木耳为优质林产。境内动物200余种，豹、熊、獐、鹿、金丝猴、猕猴、红腹锦鸡、猫头鹰、雕、大鲵……或栖息于林莽，或翱翔于长天，或奔竞于山巅，或腾跃于沟谷，或嬉戏于浅水，或潜匿于幽穴。万类竞自由，相濡且相安。
　　竹山是多种矿产富集区，有矿物资源7大类32种。已查明储量并判定有开采价值的包括中型硫铁矿3处，大型金银矿1处，中型重晶石矿1处，大型石灰石矿1处，中型石英石矿3处，大型石板矿1处。各类具有开发价值的矿产潜在价值2100亿元(按1980年不变价)。铌——稀土储量居中国第二而有世界意义，绿松石乃县境特产而享誉海外。
　　竹山襟江带汉，连接秦、巴，东到襄樊，北达十堰，西临重庆、安康，南至宜昌三峡皆不逾400公里，处于江峡奇景、三国胜迹、武当风物、神龙林海、汉江风光等共同构成的旅游圈之中心。境内山雄水秀，胜迹纷陈。驴头山险过西岳，沧浪山名比武当。漂流堵水能畅胸臆，登临庸都可抒幽情。

(二)

　　竹山，商代前为汉水流域重要部落方国，称庸，曾是尧之子丹朱的封地。武王伐纣，庸起兵相从而得袭封，从此雄踞华夏腹地400余年。公元前611年，庸率群蛮反楚，六战皆胜，后为楚联合秦、巴所灭，地属楚。前312年，地归秦。其后近百年间，处强敌环伺之间，难免为人鱼肉，朝秦而暮楚。至前221年终归秦之一统版图，置上庸县隶汉中郡。汉因秦制，汉末置上庸郡领5县。三国时，斯地烽火接年，更迭频繁，或归魏，或归蜀，时郡县并立，分合数度。晋代郡县并置。南北朝时，先属齐梁，后属北魏，再入西魏，郡县几易其名。西魏废帝元钦元年，改安城为竹山，县名始见。隋唐时，竹山、上庸二县俱存，皆隶房州，州治初设竹山后移房陵。五代因之。北宋时，省上庸入竹山。元代竹山属襄阳府辖县。明初省竹入房，未几而复置。成化十二年后隶郧阳府，再析县西之尹店社置竹溪县。清道光间，竹山南乡置白河厅，设抚民同知辖竹房(竹山、竹溪、房县)三县之南山地域，不久地归各县。民初隶襄阳道，再相继隶鄂省第十一、第八行政督察区。解放后竹山先后隶陕南行政区、郧阳专区、襄阳专区、郧阳地区。
　　竹山境内发现30万年前的旧石器遗迹数十处，印证堵河流域文明悠久。先民们荜路蓝缕，业绩昭彰。娲皇炼石补天，于竹之西乡留下胜迹；神农采药济众，于县之南山播下美誉。4000年前庸国崛起，山陬小国，势力远播，兴盛时檄之所至，披靡者北逾汉而南抵江，东达平原，西界秦岭。从商伐纣立赫赫战功，鏖兵牧野留万世英名。此后，拆冲于秦楚之间，纵横于群蛮之上，历400年而不衰。三国时，孟达喋血庸战，刘封断肠古郡，司马懿兵锋南指，使此汉南古邑竟成百战之地。南朝北朝，烽火连年，上庸再度成为兵戈相争的前沿。齐梁间，韦睿守上庸，度时势而自结梁武，率兵勤王，功成身退，博得“六朝人物以睿为冠”之评。隋唐盛世，地面安靖，时作州治，卢陵王谪时曾居。宋夏交兵，竹山再燃烽烟，杨家将于县西屯兵御敌，留迹千古。元末，红巾军来县转战。明成化间，荆襄流民聚集于此。1634年(崇祯七年)，张献忠首渡破城，其后来往县境数次。清顺治时，明末农民军余部于此和清军作最后拼杀。为使控引三省之地保安无虞，在竹山设绿营，康熙大帝率颁敕命以训谕之。嘉庆初，白莲教军往来县境。咸丰间有襄阳人高二先攻占竹山。同治时有太平军偏师进驻县境。数千年中竹邑兵连祸接，人民饱受战乱之苦，深感切肤之痛。血雨腥风，薰陶出强毅民风；刀光剑影，铸就了不屈品格。晚清以降，遇盗贼同仇敌忾、临大义奋不顾身而载于志乘者凡数百人。迄至民国更英杰辈出：张振武视帝制若仇雠，倡共和毁家纾难；施洋看权奸如粪土，为劳工仗义执言。冯嗣鸿率军援鄂首义建功，徐玉麟孤身报国疆场遂愿，朱树声法界臣擘，张荫廷报业俊彦。抗战军兴，竹山子弟160人捐躯战场；韩战爆发，庸地50余名儿男血洒朝鲜。新中国遍地尧舜，竹山人再展宏图，工农兵学商皆有才俊，东西南北中各建功业。辉煌简册者何止乡党，外籍赤子亦名垂青史：许明清血沃走马岗，杨德衍魂留牧鱼山。治竹有善政者，兴工有良策者，育人为师表者，从医技术精湛者不胜枚举。

(三)

　　竹山僻处万山丛中，向来以农立县，尤以种植业为农村经济的支柱。清末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农村，地主占有70％的耕地，由于人口日增，渐至土浮于人，垦荒普遍。农民自发修建水利设施，为数不多且简陋，防灾能力很差。刀耕火种是基本的耕作方法，正常年景倾其力终日劳作仍难以足食，一遇灾荒常有饿殍载道。民国年间，农业仍为竹山经济支柱，耕地面积变化不大，传统农具和畜力是农业劳动重要生产资料。政府办理水利实务，工程简陋，难见效能。自然灾害频繁，垦荒撒播常见，品种老化混杂，不重肥料使用，粮食产量很低。正常年景产大豆有余可供外销，小麦、苞谷能保自给，稻米不足；灾歉年份，食难裹腹，野菜、树皮、观音土皆以充饥，饥饿瘟疫肆虐，人口大量死亡。新中国成立后，对数千年相延之生产关系实行变革。1951年土改结束，1952年实行合作化，1956年96％的农村人口进入合作社。耕者有其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合作社凝聚起分散的力量。此期间耕地面积增加，妇女进入农业劳动第一线，粮食产量增加，农村面貌为之一新。1958～1960年，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大办食堂，社员吃饭不要钱，按月发工资，同时搞“一平二调”、大办钢铁，“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加上自然灾害，使粮食减产，资源破坏，人民生活困难，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1962年起改革政策，与民休养，组织农民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机械、电力、化肥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农业耕制改革使熟制增加，栽培技术不断更新。综合措施促进了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的发展。1979年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新体制显现出新的活力，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再辅以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和引导，农业发展屡创新高。传统农业逐步脱离高消耗低效益的窠臼，而向生态型、效益型、科技型转轨。1993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55597万元(1990年不变价，下同)，其中农业产值34320万元，分别比1949年增长15．97倍和9．86倍。
　　竹山林业资源十分丰富。明清时，屡有皇室采木使来竹采选巨木大材以营建宫阙。肚倍、生漆、桐油、木耳远销各口岸和海外，既为山民带来衣食之资，也给商贾赢得发家之利。晚清时期，私人占有部分山林，少部分属族产、庙产。官府仅断理林权纠纷而有关兴林、护林、用林实务皆由民间自理。民国时期，县府设农林场，再设农业改进所对林业生产作技术实验，但收获甚微。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发展林业，管理林政，常年采购良种，抚育苗木，组织人工造林和“四旁”植树，兴办林场和森工企业，进行森林保护和竹木市场管理。山林权属随农村经济体制变革而经历“分一合一分”三个阶段：建国初，山林私营；1958～1979年，林权公有，木材被大量采伐支援国家建设；1980年以后，农户分得自留山和经营山，由于疏于管理和担心政策变化，导致林木被过度采伐。1983年以后，林业专业户应运而生，多者经营山林逾千亩。新中国成立初位居农业产值第二位的林业产值渐被牧业超出。
　　畜牧业是竹山的传统产业之一。晚清至民国时期，穷家小户饲养禽畜，大户人家喂骡养马，农谚有“穷不丢书、富不丢猪”之说。经长期人工培育，庙垭牛、马头羊、鄂西黑猪、竹山大鸡成为具有优良品性的畜禽良种。新中国成立后，政府致力于发展畜牧业，50年代初组织民间兽医进行牲畜防疫，颁布规章以保护耕牛。1956年成立管理畜牧业的行政机构并开办第一个国营畜牧场。畜牧机构常年进行品种改良和疫病防治等技术服务，各级政府组织农户和农村基层集体组织养猪、养羊、养牛。1993年，猪、牛、羊的饲养量分别是1949年的11．5倍、1．36倍和5．70倍。
　　竹山河流众多，塘堰星罗。晚清民国时期至50年代，人们只能在天然水体中捕杀野鱼偶作珍馐。60年代开始塘堰养鱼，随水库的不断建成，库养规模逐步扩大。70年代实现鱼苗自给。80年代网箱养鱼在水库推广。1993年成鱼产量近40万公斤，为1960的的21．1倍。大鲵、甲鱼等珍贵水产自然产量日少，人工繁殖渐多。城镇居民宴饮食鱼已属平常，村野农家节庆时鱼虾作肴馔也不稀奇。
　　晚清民国时期，竹山不乏“九佬十八匠”等手工业匠人和个体营商者，他们常年坐店经营或串乡生产，也有视农事闲忙而临时从事者。新中国成立初，政府组织手工业匠人从事集体生产。其后，在农村集体生产组织中开办农业企业、采矿业、运输业、加工业和商业服务企业，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至90年代，乡镇企业形成个体、联营、集体三种性质企业互补，工、农、商、矿、运、建六业并举的格局。1993年，乡镇企业总产值9903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81％。
　　晚清民国时期，竹山工业仅有采矿、冶铁两项。绿松石开采早可溯至汉代，康熙时官府令采旋又禁止。民国时，县署组织人工采掘。土法采矿炼磺始于康熙年间，民国时有30余户经营。清初有乡民在大石沟首先掘煤使用，后在西河坝、沙沟等地开矿；晚清时，潘口、保丰、黄栗、擂鼓、得胜皆有开采。铜矿开采始于1850年前后，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委人在竹设五盈铜矿公司和大成铜矿公司采矿炼铜以作造枪弹之原料。光绪间，县民开铁矿10处，年产量高达20万斤。民末，茅塔、擂鼓、牌楼、沧浪、得胜等地开设冶炼场，铁锅、犁铧除供县内销售外，尚销往郧县、均县等地。土纺土织相延日久，以县西溢水、麻家渡、保丰、擂鼓、秦古最盛。民国时城关纺业渐成规模，所产土布销往鄂西北及河南，与纺织业相表里之印染业亦于斯时在城关有所成就。城镇设坊印刷，乡间置厂造纸，皆在清末民初。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工业升华，近代工业勃兴。1952年建起4家国营工业企业，1953—1957年，对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由城关推及四乡重镇。1958～1965年，工业进入调整期，初是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大跃进造成人、财、物的大浪费，继而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企业个数调减而运营质量提高。1966—1976年，建成电力、煤炭、化工、机械、建材、森工、食品、纺织、造纸等10个工业门类且企业规模不断扩大，生产一批有影响的产品，但企业多属资源消耗型，科技含量低，资源浪费多，环境污染重，经济效益差。1977—1993年，工业企业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注重技术等级提升，渐形成支柱企业和主导产品，工业总产值逐步攀升，渐有超过农业总产值而成“龙头”之势。1993年，全县工业总产值21277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8．27％，是1950年的39401倍。
　　晚清，海禁已开，外贸发展，竹山之丰富的土特产资源出口日增。外籍人士受利益驱动络绎来竹，其思想活络，联系广泛，购销山货而发家者众，“王三盛”是其代表。同治光绪以后，社会稍安，商业贸易的社会风险降低，以县城及田家坝为重点的一批商号实力渐隆，多达数十家。为避免内部倾轧，建立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行帮，各以会、馆、庙名之。民国时有官方背景的商会管理商务，由于有地方豪强操纵，不法之徒公开或半公开垄断商务，敲诈盘剥而渔利，“蛋派十二阎王”皆属此等刁顽之徒。加上社会动荡，匪患不绝，战争连绵，摊派繁苛，使商民不堪其苦，商业日渐凋敝。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注重保护工商业者利益，使商贸业渐脱困厄。1953—1956年，对私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对粮食、油脂、棉花实行国家统购统销，对生猪等主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派购、议购和预购。生活必需品凭票定量供应，生产资料也逐步实行计划供应。1958年，实行“三统”、“三并”，严格的计划管理体制形成，时市场物资紧缺，供求予盾突出。1966年，国营、集体、个体商业再度合一，集贸市场关闭，粮棉油仍实行严格的统购统销政策，计划管理程度更高。此间，农副产品收购稳步上升，重点建设物资得以保障，与此相对的是人民生活必需品匮乏和社会购买力增长缓慢，商业内部则产生以低效率为特征的官商作风与机制。1979年后，国营商业逐步转换经营机制，经营形式多样化，市场配置资源作用渐显，国家逐步缩小计划分配供应的商品范围，物资管理部门面向市场经营，集体商业机构对农副土特产品收购垄断权和对农业生产资料及群众生活资料销售垄断权逐渐松动乃至丧失，与此相对应的是个体商业异军突起，全面进入市场而与国合商业鼎足而立。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其后粮食统销也逐步因粮食市场松动和国营粮食企业竞争力衰弱而式微。县属国营工业企业产品则由企业自主销售。食盐、卷烟、石油因关系国计民生而由政府专卖。
　　清末，财权高度集中，县级收支需层层上报至朝廷。收入之项首推田赋，次为商税，正项之下抽收杂捐，尤以光绪后杂捐更多。支出主要是官俸、祭祀、抚恤、狱政等项。晚清时期，准允官吏于征正税时加抽养廉银，地方主官俸禄优厚。民国时期，社会动乱不息。1941年前，县财政隶属于省，课税种类、名目、比额、征解方法概由省定，收入上缴，支出下拨。1942年始办自治财政，赋税收入由中央、省、县分成，支出项目渐多。
　　民初匪患猖獗，中期乱兵滋扰，随之有国民党政府办理“清乡”以防共，未几抗战爆发，接着内战再起，数十年间，几无宁日。官府需索浩繁，强梁摊派无度。每兴一事，必办一捐，致税上加税，捐外有捐，加上为政者大肆营私，办事者伺机中饱，使人民痛苦不堪，
怨声载道。新中国成立后，财政体制数度更易，各种体制或集权于上而利控制，或放权于下而促其开源节流。1993年，全县财政收入达到3930．8万元，是1953年的49．19倍；财政支出4764．1万元，是1953的56．51倍。财政人不敷出，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清末，无官办金融机构。民国时期，由绅商合资组织金融合作社。时货币多样，成色参差，官府借贬值以渔利，奸民赖仿造以敛财，使百姓蒙受损失，给经济带来障碍。新中国成立后，金融改由国营，至1984年，人民银行(支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信用合作社、保险公司等先后在县内开设，分行业对国有、集体和个体从业者提供信贷支持和实行资金监管。1993年，全县各类存款余额3182．9万元，贷款余额1155．7万兀。
　　竹山层峦叠嶂，构成交通最大障碍。一带堵河向为舟楫往来要枢。民国时期，木船上溯洪坪，下达堵口，远至汉北各商埠，但沿途险滩密布，船毁人亡之祸不绝。陆路驿道近至房郧，远抵川陕，皆崎岖难行，尤以南路险比“蜀道”。民间向以修路架桥为善举，故道上多设津梁，河上多有义渡。抗战期间，开辟郧(阳)宁(四川大宁)段专理军事运输，水陆并行，木船辅以人力，运力有限。“汉白”公路过境为现代交通之肇始。新中国成立后，公路交通迅速发展。1956—1993年，共修建公路129条，国道、省道、县乡村道纵横交织，“316"’国道和鲍竹—竹向路构成“十字”骨架勾连东西南北。1985年，25个乡镇皆通公路，1993年，69％的村通公路。水运地位渐退居次席，随黄龙库区形成，机动船可上至田家下达黄龙，快捷安全。
　　晚清时期，设铺舍以速邮传，邮路分达郧府和竹溪。民初设邮政局，继设电报、电话局，电报月传20余份，通话最远至老河口。1949年，政府恢复邮电机构，更新设备，继而努力向农村发展业务。1993年，邮电局下辖12个邮电支局，邮路总长2840公里；长途通讯联通海内外，市话容量2000门，农话电路45条，交换容量1344门。
　　民国以前，政府组织集镇建设仅限城关，无非缮城廓、铺街道、建衙署等数端，余则无力顾及。县城自成化初年定址后迭经兵火而数度被毁，历任知县数度整修，民国间仅作零星修缮。乡下有市集20余处，皆依交通要道而兴，一应设施皆由民间自发修建，杂乱无章。50年代起，交通改善，人口激增，商贸呈现新格局，社会事业进步，城镇建设随之发展，由依商而兴变为以行政中枢而建。80年代后，城乡建设步伐加快，规范化程度日增。1993年，10个建制镇均建成了自来水设施，城关作为县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凸显，功能日全。

(四)

　　嘉庆至同治初年，封建统治风雨飘摇，竹山社会几无宁日。同治中至宣统，时近50年，地方较为安靖。周士祯主政时，经济民生皆有起色。因海禁大开和战乱暂息，竹山之土特产得以大量外销，一批商贾借以集聚渐臻富裕。城关、田家坝、官渡、对峙河等一批堵河沿岸集镇因商而兴，日趋繁荣。商业资本与土地资本融合使四乡皆产生了商人、高利贷者兼地主的豪门旺族，一些“洋务运动”的实践者于斯时来竹开办矿冶，近代工矿业在竹发轫。
　　光绪时，新政繁多，需索浩繁，地方政务以征派为要，官府与豪强结盟，权力为黑金腐蚀。更有官吏假征收国课之名而行中饱私囊之实，大肆勒索，借端聚敛。广大下层群众生命倒悬，水深火热。一批青年才俊深感政治黑暗，时局艰危，在东渐的西风中接受了新思想，变革之愿望空前强烈，于是负笈东瀛或远赴巨埠，希图寻求真理以改革现实，张振武、郭肇明、施洋等是其中的代表。
　　民国近40年，竹山之社会可用一“乱”字以蔽之。匪患、天灾、战乱与民国相始终，豪强干政从未根绝。1912年2月～1949年9月，共历县知事(县长)44任，人均任职10个月零6天。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降下黄龙旗，升起杂色旗，易帜成为军阀的游戏。北洋政府时期，县署设置与清末没有什么变化。县知事受手握军权的军阀差遣来县执掌权柄，毫无民意基础，于混乱时局中乘机聚敛钱财。治安、学务、实业本为政务的题中之义却被置之度外，更无良图善举。四乡豪强乘势而起，网络武装以自重，渐至尾大不掉。当政县官为求自保，不得不采取羁靡之策对其极力笼络，政务、警务、狱讼皆听命于豪强，使得政治愈加黑暗。地方政局混乱，乱兵、土匪乘虚而人，强征苛派，打家劫舍，往往与地方豪强狼狈为奸，沆瀣一气，人民遭受之荼毒无以复加。四乡土豪劣绅不仅把持一方政务，还肆意垄断经济，或巧取豪夺山林田产，或武力垄断山货贸易，或向客商征收“买路钱”，或放高利贷大肆盘剥。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地下党员帮助国民党在竹山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开展农运，抑制豪强，旋因国民党的背叛和地方反动势力的反扑而遭扼杀。
　　1929—1933年，国民党统治渐趋牢固，但因忙于内战，对偏远地方仍鞭长莫及。竹山豪强干政、兵匪为害的局面一如既往。杜子翼操纵县政直至1930年。1931年，贺龙率红军旌指均房，在竹山毗邻房县的东北边陲建立半公开的苏维埃政权，但在白色恐怖中存续短暂。变兵如牛育春、土匪如杨玉山等为害多年，奸掳烧杀，无恶不作。
　　1934年，豪强受到抑制，匪患渐趋肃清。历时未久，抗战军兴，竹山成为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战略后方和大西南国统区战略前沿的结合部，国民党军政机关一时麇集，混乱的政局一时廓清，治安得以整肃，以军需转运为动力的战时经济出现短暂繁荣，以抗日宣传为主题的文化运动一时勃兴。郑桓武治竹时期，继续抑制豪强，致力兴办学校，推行公耕造产，并兴修水利，改善交通，政声较著。但抗战期间，军队频繁过境，粮秣需要甚巨，加上抽征壮丁，编组民团，使赋役繁重。政警奔走乡间无非是拉丁派款，催征赋税。拘押鞭打随处可见，一时民怨沸腾。日本特务、反动会道门首领、地方失势官绅乘机勾结，裹胁群众发动了1942年春夏之交的暴乱。1945年春，熊光文在南乡领导山民开展“五抗”(抗丁、抗粮、抗税、抗捐、抗租)斗争，坚持经年。
　　1946年7月，人民解放军中原突围部队至竹转战数月。其后，国民党在竹实行特务统治，以“勘乱”为名大肆摊派，加上天灾肆虐，致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生产力遭受破坏。
　　新中国成立迄1993年，竹山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政治架构、经济成就、社会风尚无不迥异往昔，千年古邑展现出令人瞩目的空前风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竹山取得一切经济、文化成就的根本保证。
　　1949年元月成立中共竹山县委员会，时有党员29人。其后，党的各级组织陆续建立，纵到基层村组，横及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门。至1993年，全县有党组6个，基层党委35个，总支144个，支部937个，党员13509人。
　　为了应对长期执政的考验，保持党的先进性、凝聚力和战斗力，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壮大党员队伍、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培养、选拔、调配干部；不断用科学的理论、正确的舆论、高尚的精神、优秀的作品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致力于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全体党员、干部的集体意志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公民；坚持从严治党，根据党组织及党员的思想状况和工作、生活作风，按照党章、党纪的要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纯洁党的队伍，改善党的作风，提高党员素质，帮助和监督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过好权力、名位、金钱、美色关，不断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加强统一战线和群众组织工作，团结一切爱国的进步人士，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两个文明建设。1949年9月成立农民协会，其后陆续成立工人协会、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工商业联合会、文学艺术联合会、红十字会等群众团体。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被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建立并完善。1953年前，县各届人民代表会议作为县最高权力机关。1954年人民代表大会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对政府的重大政策进行审议，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作出规划，对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财政运作情况实施监督，对司法机构和政府机关的官员依法任免并监督其履行职责。“文革”期间，县人民代表大会没能按时举行，也未能切实履行职能。1978年，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人大的职能得以恢复，随着法制的逐步完善和法治的逐步推进，县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全县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县人民政府是县级最高行政机关，在中共竹山县委领导和人大的监督下开展政务活动。1954年6月～1968年1月，竹山县人民委员会行使县人民政府职权。1968年1月成立的“竹山县革命委员会”代行县人民政府职权。新中国建立后，百废待兴，百业俱举，人民政府的政务活动空前繁重。其内容大抵有三：一是管理经济。它又可分为实业建设，宏观调控和市场规范3种。凡农业(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工业、商贸、交通、通讯、城市建设长期作为政府的重要任务进行建设，其发展规划、基本建设、生产组织、收益分配、乃至产品营销无不由政府包揽。80年代后，政府着力改革统得过死的计划经济体制，倡导政企分开，从过度竞争的经营性领域退出。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给农民以经营自主权；在工业领域给企业在用工、产品经营、利益分配上以更多自主权；在第三产业领域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使县域经济的活力增强。二是推动社会事业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多业并举，既传播知识，改变观念，又娱乐身心促进健康。三是进行社会管理。加强民政工作，救济、抚恤、优待、褒扬、婚姻登记、社团管理、残疾人事业、农村社会保险等无不包容其中，极力推行而渐至斐然。移民随时政需要和经济发展而安置。扶贫事业长期坚持，80年代后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而常抓不懈，成为贫困弱势群体的福祉。干部队伍人事管理、劳动用工的依法规范分别由人事部门和劳动部门负责。外事、侨务、方志修撰、老龄工作亦各付有司。人口控制自70年代初开始实行，20年坚持不懈，控制了人口数量，提高了人口素质，改变了婚育观念，促进了社会进步。社会治安以确保社会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目标，坚持打击和防范并举，实行公安机关和社会各界联动，争取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和支持，进行综合治理。虽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工作重点，但刑事侦察和预审、治安案件查处、户籍异动管理、交通安全维护、消防则是其基本业务。政府在基层建立民间调解组织，进行法制宣传，提供法律服务，调处民事纠纷。土地管理的主旨在于依法保护耕地，保证国有土地的依法使用，80年代中期后渐至重要。
　　武装斗争作为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法宝一直受到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党坚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不断加强和改进地方人民武装工作。50年代，县委领导地方军事机构组织民兵支前、清匪反霸、参加土改、镇压反革命，保卫了新生的红色政权。60～70年代“大办民兵师”，民兵在经济建设、维护治安、战备执勤方面屡立功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委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人民武装工作，在坚持建设民兵组织的同时，着力对全民进行国防教育，继续开展拥军优属活动和动员适龄青年依法服兵役。
　　司法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和途径。1955年前，法院、检察院(署)尚作为人民政府的组成机构，1955年方独立设置，“文革”时期接受“军管”，分别于1973年和1978年恢复正常，成为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其主官的司法主体。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门等互相配合、互相监督、互相协调，共同维护社会稳定。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法制与法治渐成为社会管理的基本取向，司法机关的职能得到强化，业务不断扩展。

(五)

　　晚清，官府虽致力于明教化、育人才，县立书院，乡建社学，富庶之家设私塾，名门大族建义学，乡民以读书为荣，但学校终究寥寥，民众家境困顿，能人学者极少，女孩子读书者更罕见，文盲半文肓普遍，登科第者凤毛鳞角。或萤窗苦读经年，所学不能经世致用而终老乡野；或幸而科考得中，也只能沉缅仕宦刻意虚名。民国时期，官办教育机构增加，教育内容革新。40年代初郑桓武主政，建校延师，兴学有成。新中国成立初，政府于庶政倥偬中勉力兴学，公办、民办学校互补。1953年推广苏联教育模式，此后，教育渐推及乡村而泽及全民，儿童、青少年、成人教育并举。同时改革教育思想、原则、内容、方式，德、智、体、美、劳兼顾。1956年开办师范，1958年增设高中，1959年办农职业学校，教育体系日臻完备。“文革”中，学校停课闹革命，教师成为“臭老九”，教学秩序被打乱，考试制度被废止，教学质量降低。1978年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分级办学，多元投入，教学条件极大改善，教育体系更加完备。学子发奋，历年有人在全国统一的高考竞争中脱颖，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留学海外者亦不乏人。
　　清朝以前，封建专制如同千年冻土、万仞高山，近现代科学技术被阻隔于重重峻岭之外。境内巫觋盛行，迷信泛滥。民国时期，虽提倡科学与民主，无奈战乱不休，经济困厄，封建文化积淀深厚，使得科学之烛照如同暗夜星火，医疗、文教、通讯、工业的兴办改进大抵可算近代科学在竹之发轫。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成立科学技术管理机构和各类事业机构，推动科学技术向各行业渗透，支持经济建设多快好省地发展，同时兴教育以传播科学知识，破旧俗以改革文化心理，投资金以促进技术革新，倡革新以实现技术转化。经过努力，科技事业不断进步，其对经济发展的支持也日显重要。
　　竹山地连三省而受周边文化的濡染，历史上战乱不休而致人民迁徙频繁，移民文化特征突出。境内山重水复交通不便而使民俗的浸润较少，一县之地文化风俗殊异。以方言这一重要文化表征为标志，竹山可大致分为东、西、南、北、中等6个民俗区。一区之内，衣、食、住、行皆有特色，婚、丧、嫁、娶各有成俗，劳动娱乐别有风情。民间文艺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劳动号子高亢，山歌曲调悠扬。农事有田歌，节日有灯歌，迎春、婚嫁、闹丧、宴饮皆可歌舞。锣鼓、嗽叭奏于闾巷村野，笛、箫、筝、琴鸣于儒雅之家。民间书法造诣精深，高腔皮影独树一帜，剪纸扎花多姿多彩。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设立专门机构以宣传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文化艺术工作立旨于“二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80年代改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法于“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民歌、民乐、民舞等传统艺术得以健康发展，电影、戏曲、摄影等新的文艺形式相继出现，书画成就享誉省内，篆刻艺术独领风骚，文学创作浸透巴楚风韵，戏剧演出曾上首都舞台。文艺事业既丰富了群众的生活内容给人以娱乐，也承担了劝勉的功能给人以启迪。
　　晚清时，县内无公立卫生机构，私家医药店铺多集于城关，中医不乏德技双馨者勉力为民疗疾，但往往力不从心。疫病爆发时，人们乞求于神灵，托命于巫觋，却只能空耗资财，虚奉虔敬。童稚殒命、青壮夭亡屡见不鲜。民初，西医、西药传人，但药少价昂，穷苦百姓难以享用。政府办理医疗实务，也如杯水车薪。天花、霍乱等恶性传染病长期作歹。新中国成立后，公立医疗机构不断建立，专业卫生部门逐步完善，医疗卫生重点向农村转移，合作医疗发展使农民群众得到医疗互助，中西医结合使医疗技术互补。诊病手段不断进步，电子物理与生物化学竟显奇功。预防为主被奉为卫生工作方针，大规模除害疗病运动常年坚持。恶性传染病已近绝迹，顽固的地方病得到控制，妇女、儿童作为特保对象，医政、药政坚持依法管理。
　　受经济和社会环境制约，晚清民国时体育活动开展范围狭窄，人们的健康水平低下。民间体育以习武为主，其它项目则是竞技与娱乐结合，工余、节庆时进行。清末现代竞技体育传入，民国期间学校成为体育的主要阵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号召“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成立专门机构以组织领导体育工作，推动群众体育运动开展，坚持把学校作为体育教育的主阵地，稳定推动体育竞技水平提高。
　　思想舆论、时政新闻仰仗媒体而达到受众。抗战期间，省府派员莅竹携收音机收听中央广播再转达于县内政要，中共湖北省工委也于此期间遣宣传队来竹创办《建竹旬刊》指陈时弊，倡议革新。新中国成立，党和政府重视宣传舆论。1950年设收音站，1957年县广播站首播，1977年城关首次接收电视节目。1993年25个乡镇均可收看电视，全县拥有电视差转站和卫星地面站105座，电视机2万余部。开通有线电视系统后，自办节目日趋丰富。50年代初，县委办公室办《竹山电讯》，其后，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县文学艺术联合会先后办《宣传手册》、《竹山农村》、《竹山文艺报》、《竹山宣传》、《竹山报》等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