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中英在北京重开谈判，并在4月27日签署《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其第二款规定“英国国家应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其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政治”。把《拉萨条约》作为附约列于其后。接着，1907年8月英国和俄国达成协议，在没有中国参加的情况下，英国说服俄国将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的提法写进他们的协议，说明英国对西藏的侵略计划没有停止，只是变换了一下方式，准备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推行。
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到外蒙古，本来想取得俄国的帮助继续抗英。但此时俄国刚被日本打败，无力提供实质的援助，这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仍然寄希望于清朝。1907年11月，清朝批准达赖喇嘛进京朝觐的要求，他于1908年1月到五台山朝礼，等候进京。这时英国驻北京的公使也通过中间人和达赖喇嘛取得了联系。9月底，十三世达赖喇嘛从五台山到北京，英国还派了熟悉西藏情况的驻江孜商务专员鄂康诺带着锡金王子到北京，参加英国公使和达赖喇嘛的会见，对达赖喇嘛竭力拉拢，而达赖喇嘛对英国的态度也有了改变，想与英国改善关系。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08年底离京返藏。
清朝在康区实行改土归流并派遣川军入藏，威胁到西藏僧俗上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引起清朝和达赖喇嘛为首的两藏部分僧俗上层的矛盾，这促使十三世达赖喇嘛从坚决抗英转变到依靠英国的支持来保住自己的统治权力和利益。在川藏军的冲突中，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往印度大吉岭。清廷再次革去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名号，而英国则对他热情接待，让达赖喇嘛在大吉岭设立噶厦，和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保持联系，遥控西藏的事态发展。英国虽然表面宣称不干涉西藏事务，保持中立，实际上却加紧利用十三世达赖喇嘛逃到印度的形势，为进一步侵略西藏做准备。
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英帝国主义者立即利用当时西藏的混乱形势，进行挑拨离间，英印总督明托赶到大吉岭和达赖喇嘛商谈，向达赖喇嘛提供武器和经费，并提出由达赖喇嘛派其亲信达桑占东等人返回西藏，迅速组织起上万民兵，围攻在拉萨、日喀则、江孜等地的川军，同时下令全藏僧俗，不准与汉人新政府来往，断绝川军和汉人官员的粮食供应。
十三世达赖喇嘛在1912年12月中旬回到拉萨，他召集西藏地方头人代表开会，征求对西藏今后应采取的方针的意见，结果仍有很多人特别是下层的僧俗群众不赞成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断绝联系。加上四川、云南派出的军队就在工布江达以东地区，这又使达赖喇嘛受到种种制约，不敢下决心实行完全脱离中国的“西藏独立”。
英国自然不愿意看到它极力推动的“西藏独立”停顿下来，又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策划召开“三方谈判”。中英藏三方会议在印度的西姆拉召开，会议一开始，英国就唆使伦钦夏扎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遭到中央代表据理驳斥。英国代表还私下与伦钦夏扎进行交易，制造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将一直属于中国西藏管辖的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划给英属印度。在玩弄了这一套阴谋之后，英国代表又以调解人的面目出现，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折中方案”，把整个藏族地区划分为内、外藏，外藏包括阿里、卫藏和大部分康区，其余藏区为内藏，中国在内藏享有若干主权，外藏实行自治，中国只有名义上的“宗主权”。但是全国各界民众强烈反对这一草约，袁世凯政府没有在条约的正式文本上签字，并声明中国绝不承认这个条约。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英国无力东顾，西姆拉会议宣布无限期休会。
英国的侵略阴谋在西姆拉会议上遭到失败后，英国又唆使西藏地方当局扩充军备，向西藏提供新式武器装备，并在江孜设立军官训练学校，帮助藏军培训军官。在英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的操纵下，在抗英战争中曾英勇反抗英国侵略的藏军蜕变为英帝国主义和分裂势力服务的武装。西藏分裂势力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的连年战争，虽然将其控制区向东推进了几百公里，却给西藏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激起僧俗大众的强烈不满。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与西藏的关系有所改善。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在拉萨病逝。十三世达赖喇嘛去世不久，西藏统治集团中发生了变动，亲英势力受到了一次打击。中央也在西藏当局的同意下派人员驻留拉萨，以专使行署名义作为中央与西藏地方联络机构。英国看到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有改善的趋势，惊恐不安，派人到拉萨要求在拉萨设立办事机关，也得到西藏当局的同意，噶厦还给英国办事处的职员饶农巴都（又名罗布顿珠，锡金人）以扎萨名义，使他可以参加各种庆典活动，监视噶厦和国民政府在拉萨人员之间的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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