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希光
在考察中国“新新闻”之前，我要带你们先看一看中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所实行的宣传新闻。如果不简要地回顾一下中国过去的新闻，就不可能对中国新闻空前的自由有清楚的认识；如果不了解党过去和现在的宣传和新闻政策，我们就无法严肃地讨论中国的“新新闻”。按照西方的观点，中国现在的“新新闻”算不上“新新闻”，但就中国数十年宣传性新闻占统治地位的背景而言，中国现在的新闻完全可以说是“新新闻”。
先让我们读一下专栏作家马拉（音译）讲的一个故事：
春节以后，我看到我邻居的女儿，一个一年级的学生在背诵她的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我是一个中国人”。第二课是“我爱我的老师”。第三课是“我爱爸爸妈妈”。但在30年前，我在这个女孩子这么大时，翻开我的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第二课是“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课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这三则口号在我到学校的路上贴得到处都是。我听到英雄人物在电影和舞台上呼喊这些口号。我升到高年级以后，在我的课本里学了人民公社一个英雄的一课。我们的女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这个英雄挫败了阶级敌人金钱、美女和糖衣炮弹的攻击。那时，虽然我们都是穷孩子，但我们都懂得“钱”的意思。拿着红宝书长大，我们都懵懂地知道“阶级敌人”和“糖衣炮弹”是怎么回事。但“美女”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词。有一个大胆的同学向老师喊道：“什么是美女？”女老师愣了一会儿回答说：“美女就是坏女人”。
1980年，我在四川上了大学。在我的中文课本中有一首浪漫的诗，题目是“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光”，这首诗以伤感的笔调歌颂了中国领导人辛勤工作的精神。我在校园的餐厅里遇到了一位美国教师。这位美国教师说：”为什么你们国家的诗人要写诗赞扬你们政府的领导人呢？”在美国不能想象浪漫诗人会写诗歌颂辛勤工作的国务卿基辛格。国务卿也许工作非常努力，有时会忘记关自己屋子里的灯。但他不是高级公务人员吗？我真无法理解你们国家的诗人。四川的女孩子很美，这里有那么多的美丽的女人。你们为什么不写美丽的女人而要写总理呢？既然你们知道你们的总理很忙，连关灯的时间都没有，他怎么会有时间读你写的诗呢？
以上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国家的宣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是如何高唱赞歌的。扭曲的宣传模式在一些党的报纸上仍然存在，这往往和语言环境有关系，许多老一代新闻工作者就是伴随那样的语言环境成长的。一位《人民日报》的图片编辑讲述了发生在1978年的一个故事。一位摄影记者拿着一张照片来到编辑部问编辑：“我该写一个什么样的图片说明呢？”照片上是一群人在开会。“我是写一群人在批判资本主义，还是写一群人在学习毛主席著作？”
1978年以前，在中国广大的乡村，人们还多是通过高音喇叭收听新闻，这种高音喇叭是专门用来在白天和晚上固定时间播放新闻和通知的。如果要是从收音机上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台湾的节目，那是要犯错误的。星期六下午，农民、工人、学生、战士会被组织成不同的政治学习小组阅读报纸。阅读和收听新闻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事情，是“严肃的对或错的问题”，是“对党和政府的政治态度问题。”
在中国，许多年来新闻记者是不允许采写和报道国家的困难和问题的。每当媒体报道“总的形势是好的”时，就意味着“形势非常严峻。”当媒体报道说“市场繁荣”时，实际情况是“物资短缺”。在1979年最佳新闻照片评选委员会的会议上，有3张反映小学校校舍简陋的照片。一些委员会的成员反对选择这3张照片，说让这么多反映阴暗面的照片获奖不合适。在那个假话、空话和唱高调的年代，编辑看到照片上人衣衫褴褛或照片上出现牲畜时，就会毙掉这张照片。编辑会认为这样的照片有损社会主义的形象。张东平（音译）于1998年11月16日在《北京日报》上写道：“那时是绝对不允许报道老百姓的疾苦的。那时也没有人有胆量说实话。真可谓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经过20年的改革，中国的新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过去的框框还会不时地回到我们的身边。解放思想对于图片记者永远是一个新鲜的话题。”
长期的宣传形成了一种写作模式，即“好消息是新闻，坏消息不是新闻”，而且“要使坏消息看上去像好消息”。1998年夏天刊载在《南方周末》一个专栏中的一篇文章可以说是击中了要害：
“我常常读到这样的新闻：某地发生了地震、洪水或火灾等自然灾害，当地政府不遗余力地组织救援工作并安排受灾群众的生活，那些虽然遭受了灾害但活下来的老百姓感动他说，‘是党和政府救了我们。社会主义就是好’。这样的新闻报道是没有意义的。”许多年来，新闻报道形成了一种模式，在这种模式的报道中几乎不报道灾害的原因，不描述发生灾害的场景，也不报道伤亡的人数以及财产损失。这些报道中的所有消息来源，引语和重点都似乎在不断地印证“社会主义好”这样的事实。其他新闻报道也如法炮制这种模式，比如在公安部门解救被拐卖的妇女时；社会福利部门对特困家庭表示关心的时候；政府官员向下岗工人发放救济金的时候……日复一日，我们的媒体不厌其烦地使用浅薄的例子来证明一个深刻的真理。难道不做作吗？现在消息灵通和知识广博的大众完全有可能对这样的新闻报道逻辑提出疑问：难道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这样的事会根本不管吗？
以上情况生动地描述了中国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从媒体中读到、看到和听到的是什么新闻。可是为什么诸如对“感激涕零”的报道总会出现在中国的新闻中呢？新闻记者怎么会对写这样的新闻不感到厌烦呢？中国一位政治学者认为这可能是源于中国人的大众意识，他写道：“中国人在传统上总是期望有一个慈善的领导人，而不是期望有一个制度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自由。这样的事例在中国举不胜举。人民总是围跪在出行的地方官员坐的轿子前，泪流满面地表示他们的感激之情。人们只知道对政府官员表示感激，但他们从不知道这些官员所做的任何好事都是他们的职责。”在这样的大众意识下，公众长期以来并没有认识到媒体的首要任务是写出不谄媚的报道，这才是正常的。甚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决定开始改革和向西方开放时，将媒体作为革命机器的一部分的传统新闻政策仍然没有什么改变。（李希光）
标 题：李希光司久岳做客千龙网"新闻沙龙"畅谈新闻报道的变迁
发稿时间：2002-3-11 16:50:07
内 容：有人说两周不看电视，不看报纸，不上网，就有与世隔绝的可能，现代社会每天都离不开新闻，新闻记者和媒体给我们的生活打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窗口。中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为此，千龙新闻网于3月4日开通了筹备两个月的"新闻沙龙"在线访谈栏目，请来了第一批客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和新华社资深记者司久岳，就中国媒体新闻报道的变化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
栏目正式开始前，李希光一听"新闻沙龙"这个名字就很兴奋，他觉得千龙新闻网的胆量很大，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新闻传媒急剧变化的时代，越来越少的人愿意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叫新闻工作，而更多人把自己冠上时髦的名词叫传媒工作，千龙网却敢于把自己这样的论坛称为新闻沙龙而不是传媒沙龙，对此李希光表示非常高兴。
中国媒体报道的时效性越来越强
现在人们感觉到传媒的变化越来越快，媒体的报道形式越来越受大众的欢迎，像《焦点访谈》、《实话实说》、《第七日》、《南方周末报》以及现在的网站新华网、人民网、千龙网的报道形式很受大家欢迎。新华社司久岳从他的切身经历谈到了中国新闻报道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各方面都发生很大的变化：
"1988时的新华社有这样一个观点，就是今天要消灭昨天的新闻，新闻必须是当天的，为此新华社做了很大工作。消灭了昨日的新闻又开始消灭几个小时的新闻，一直到现在现场直播的水平，在重大的国际突发事件报道中，几乎都是进行直播报道，比如新华社在报道阿富汗事件中，在很多事件上都与路透社，美联社等国际新闻媒体同一时间报道。"
李希光则从另一个角度--新闻采写工具的变化谈新闻报道的变化。作为新闻传播，大家更多看到的是从受众接受的角度看新闻的终端变化。但是作为新闻工作者，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新闻产品在生活过程生产手段、生产方式的变化，也就是中国新闻工作者、记者采访新闻和写作新闻的时候从最早一只手（用笔）到两只手（用打字机或电脑）的变化。其实记者行业在100多年诞生的时候，西方记者是用两只手在写。西方人一开始用打字机，中国人一直是在用一只手在写，一直在1988年、1990年的时候还是用钢笔写稿子。因为中文没有打字机的阶段，中国人从2000年前的一只手到20世纪的两只手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大家都是用两只手，大家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
中国媒体报道呈现出立体化报道
换笔的过程加速了新闻报道的时效性，但对于老百姓来说新闻内容才是最重要的。网上曾流传一首讽刺新闻报道的顺口溜："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部长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
对于人们反映的新闻采访中竟空话、套话，司久岳不这么认为。他说，有一部分新闻是这样的，但是大部分新闻都是很好的。因为当时我们国家的报纸就是四版八版，但现在媒体的载量空前扩张，媒体到几十版，电视到几十个频道，然后网络媒体对信息的载量更是无限的。新闻写作方面也有很多改革，推出立体化报道，除了有简短的消息外，还有写的比较生动的、详细的通讯报道，若事件重大，还有评论，新闻分析，综述，形成一个整体的立体报道。如上周大家比较关注的狗熊受伤事件，媒体报道越来越成熟了，北京市这几家媒体的报道都不是单方面的报道，而是采取各种各样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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