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雅屏
电视剧《人世间》开播后，我几乎每天晚饭后、开播前都要去父母家坐坐，听他们谈谈这部电视剧，唠唠那个年代的悲欢离合，每一次的话题都让我感慨万千，心思沉重......父母不是局中人，是现实中的每一个平凡的人。听父母的诉说，我也感知了父母那代人的奋斗、成长和相濡以沫的温情，更感知了他们那代人对家庭的付出、善良正直、有情有义、坚韧担当的中国人形象。于是乎我就一此次冒出念头要写写父母的“人世间”。
我和我弟都是70年代初的人，我们和其他孩子最大的不同是：我们从出生都没有见过我们的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我们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就只有父母。我们幼时没有人帮忙带，母亲最好的帮手是“摇篮”，竹子编的，相当于现在的婴儿床；还有一样家什是木制“椅架”，类似于现在的学步车，只是没有滑轮，还不能跑。母亲洗衣服的时候把我们放在“摇篮”里，一只脚慢慢摇着，像催眠曲，好让我们早点睡着。“椅架”安全，做饭、喂猪放在眼皮底下就行了......
我母亲名为朱志珍，这三个字也是一辈子没有上过学的她为数不多的会写会认的字。生于1950年，她是家中的老三，上有哥哥姐姐，下有弟弟，一家人住在溢水镇。
母亲的前半生，开头就有些悲惨的意味。我仍记得幼时，母亲经常牙疼，买不起药，总是靠偏方治。看着她喝着黄连水止疼，对我说：“黄连苦，苦不过生活。”三岁时她就没了母亲，五岁没了父亲，年幼的她天天上山打野草，为家中五口人做饭：哥哥姐姐弟弟，还有年迈的奶奶。
贯穿童年的基调是饥饿。母亲对1959年的饥荒至今记忆犹新，前一年的粮食不佳，红薯和玉米糁煮的糊糊，“干得喂猪猪都不吃”。到了1959年，正式进入了饿饭的时期，母亲每天打来野草、淘洗，加入不足一小酒杯的、连带着谷皮的碎米，煮熟，把少得可怜的米倒入弟弟的碗中。母亲甚至吃过“观音土”！母亲每次说到这里都是一度哽咽。这样的经历对母亲影响深远，直到现在看到有人浪费粮食她还会忍不住制止，有时只是一句微弱的“别糟蹋粮食，好歹能喂猪呢”，尽管城里没有人再养猪。
就这样饥一顿饱一顿，母亲逐渐长大，也开始在生产队做农活、和男人一样修水库、挣工分、吃食堂。23岁那年，她经人介绍认识了父亲，从此开始了婚姻生活。
在那个饥贫交加的时代，父亲的境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父亲名为张友才，于1946年出生在竹山县麻家渡镇关东沟村，那是一个缺水的小村落。起初，父亲的奶奶去世，他的爷爷便再娶，重新组建了家庭。根据农村侄女随姑姑的习俗，父亲的新任奶奶的侄女，便嫁给了我的爷爷，生下了父亲。之后，奶奶担心当地水土过于缺水不适宜孩子成长，便搬到了娘家所在地——麻家渡镇关东沟村居住，住在一间娘家人盖的茅草屋中。小茅草屋面积不足十平方米，却住了父亲和爷爷奶奶以及小他四岁的妹妹，生活十分艰辛。父亲还记得，搬来关东沟村后，奶奶还生下过一个弟弟，小名叫爱国，却在1957年的四月病死了，无力医治，还是由当时尚稚嫩的父亲，用箩筐背着，葬在了山上。好在同年7月，又有小弟弟降临到这个家庭，略微冲淡了悲伤的气氛。小弟取名张友喜，希望给这个家庭带来一些喜乐。然而世事，并不都尽如人意。
1958年的大天旱，同样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灭顶的灾难。长时间不下雨，家里的庄稼一片颓势，爷爷便经人介绍去了离家较远的地方做活，砍柴、烧枝、肥土、开荒。家里没了当家的男人，受了不少欺负，家中那一点点省吃俭用攒下的绿豆、玉米，清水田里还剩下的一点谷子，都被人偷着瓜分了。当时的父亲尚且是个孩子，无法替他的父亲捍卫这个家庭，只能带弟弟妹妹去坡上，找来玉米芯勉强充饥。
1959年冬天，噩耗传来，说爷爷出去逃荒，饿死在了外面，连尸首都不知道葬在哪里。这时父亲只有十三岁，便成了家中最年长的男人，望着两岁的弟弟、懵懂的妹妹、垂泪的母亲，父亲知道，这个家庭，承担在他的肩头了。
在那个难熬的饥荒时期，饿死的人并不只有爷爷，而是许多许多。在生产队，父亲见了许多面黄肌瘦拼命劳作的人，死亡也是瞬间降临的事，“就像一截截树桩，突然就直直地倒下了”。
对死亡的恐惧也同样笼罩在家中。父亲承担起男子汉的责任，与奶奶一起上山打野草，为家里人想尽办法找粮食。他两岁的弟弟每天只能吃到无油无盐的水煮野草，牙齿还没长齐，只能慢慢磨着吃。这一段岁月父亲始终不能忘，以至于养成了节俭至极的习惯，尤其看不得人浪费粮食：多年后生活好起来了，一次父亲和他的弟弟吃饭，看到弟弟吃炸鱼时掐掉鱼头扔在一遍，父亲仍会不出声地凝视弟弟许久；我小时候掉米粒在桌子上，父亲也会要求我捡起来吃掉，给我讲“韩大爷”的故事，那是一个专门吃掉在桌子上的米的大爷，原型是某一部影片中的人物；父亲平时也舍不得扔饭菜，剩饭剩菜只要没坏就还是会选择热了再吃。总之，饥荒时代养成的节俭习惯，陪伴了父亲终生。
尽管想尽办法节省，但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饿死。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那一贯善良、被邻里赞为“好德行”的母亲，似乎变成了一个“铁石心肠”的人：父亲的妹妹太过于饥饿，直接用手抓着吃生产队分的谷子和生面，奶奶便将女儿狠狠打了一顿，甚至差点打算不要她；父亲的弟弟追逐时被田间的牛吓得跌落田埂，奶奶甚至没有转身去拉，只是在事后哭着对父亲说：“不知道未来哪一天我们都会饿死！”
所幸，父亲从未放弃希望，每天在山上打野草，终于让弟弟妹妹活过了那个最冷的冬天。1960年春天之后，年成逐渐变好了，但他们先前居住的小茅草屋被生产队用去做了仓库。起初他们仍然住在那，但生产队总有人担心他们会“侵犯公家财产”，就在附近的江家湾选了一块旧时用来拴马的马厩，分给父亲一家四口居住，大小只有几平方米，只容得下一张床。就这么一小块地，还有周遭许多人家觊觎，见父亲一家孤儿寡母，便更肆无忌惮地欺负。奶奶一个女子，受了不少气，父亲看在眼里，心里暗下决心：你们这些人如此不友善，等以后我能盖房子了，一定谁都不挨着！
1963年10月 6日，也许是常年受气又无人可依，奶奶患病去世了。拿着生产队给的用来盖房子的救济款，父亲决定不要房子了，把钱用来给奶奶买了棺材和白布，体面安葬了。三个孩子站在坟前，流够了无助的泪，摇摇晃晃地一夜间长大了。
没了母爱与依靠，父亲发了疯般地在生产队做工，白天做农活，夜晚也守着值夜班，拼命挣工分，以求得弟弟妹妹不缺衣食。1964年，四清运动在村里开展，这是一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内容起初是 “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父亲也参与其中，成了村里的代表，监督生产队搞建设、搞运动，检查是否存在贪污挪用等行为，帮忙组织生产。同年，父亲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成为了一名团员，是生产队上的积极分子，村民不愿意去的出门搞建设、开会，他都去，只是暗中担心家中的弟弟妹妹不会自己安排饮食。
父亲的机敏、勤劳、踏实、能干被村里人看在眼里。当时，公社里有一个指标，推选一名八大员（施工员、质量员、安全员、标准员、材料员、机械员、劳务员、资料员），父亲就成了社里考虑的对象。生产队在农忙的时候想抽调父亲回去帮忙，公社干部未准许，说父亲是组织培养的对象，由此可见父亲在村里已然用品行获得了大家的认可。然而等推举指标落下来的时候，父亲却拒绝了，他认为自己没读多少书，小学都没毕业，无法胜任八大员的工作，推掉了这个机会。
但是，机会不会错过有能力的人。当又有炊事员的指标下发时，公社干部、大队长都认为父亲身体好、干活好、思想好，细心耐心，也懂得生产知识，为人也正直，便一致推举了他。1971年5月20日，父亲被调到竹山县溢水区财税银管理所任炊事员。同年7月1日，开始正式拿工资，每月27元，还有口粮38斤，成了国家单位的一份子。五年后，父亲因表现优异，又被调到竹山县财政局做炊事员，正式进城。这期间，母亲独自带着我和弟弟留居老家麻家渡镇，种地务农，直到1986年8月，父亲终于将我们娘母仨的户口转到城里，一家人得以团聚，而在此前分居两地的十多年里，父亲和母亲只在一起过了四个春节。
进城后，母亲凭借勤劳能干、做事麻利的优点，在纺织厂找到了纺线绳织袜子的工作，一做就是数十年；我和弟弟得以在城里上学，我也会在假期时去针织厂帮忙打工，补贴家里，一家人的日子逐渐好了起来。
2002年，在财政局的食堂操劳了一辈子的父亲退休了。他穿着整洁的中山装，夹杂着银白的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财政局的职工看到他都会礼貌地叫一声“张师傅”，他也微笑颔首，此后过上了休闲的退休生活：带带孙子，享尽天伦之乐；与老朋友晒太阳、打牌、闲聊，与母亲一起绕着小城散步；订阅了杂志《老同志之友》，时常戴着老花镜阅读；偶尔回去参加财政局退休干部的活动，生活也算惬意。他常常说：“我这是得了共产党的利，才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呀！”
坚强的母亲在2002年企业厂垮人散后，依旧是打小工贴补家用，直到赶上国家对企业下岗人员的补贴政策出台，我们给母亲买了“五七工”，2011年11月，整整满了60岁的母亲领到了第一个月561元养老金的时候，母亲孩子般嚎啕大哭，嘴里念叨不停：感谢国家，感谢党，让她也成了有退休金的人！如今72岁的母亲每个月有1847元养老金，每天都是笑眯眯的。
母亲与父亲勤劳、踏实、节俭的品质，对弟弟和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有过苦痛的岁月，有过难捱的日子，但还是常对我们微微一笑：“我们，生活还是不错的吧？”
（作者单位：竹山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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